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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目前论坛和贴吧都采用匿名制，发言者不必对自己的言论负责，知晓被搜索人信息的网民可以无风险地跟帖披露其隐私。

[17]但在有基本权利规范而下位法缺位的情况下，则法院应当适用相关宪法条款。在法律援引的技术层面，行政法院在解释公序良俗概念的时候援引了宪法上人的尊严条款，但并没有直接适用宪法，而是仅仅适用了《工商法》第33a条第2款来认定扔侏儒比赛因违反公序良俗而应被禁止。

其中，法院的功能是在涉及权利争议的个案中具体地、终局性地作出裁决，因此法院对权利的保护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7}.肖蔚云：《宪法是审判工作的根本法律依据》，载《法学杂志》2002年第3期。再退一步说，即使前面的担忧都是多余的，但法院手里只有抽象宪法条文而没有其他任何次级规则可适用的情况出现时，仍有两个问题不能解决：(1)既然允许法院援用宪法裁判具体纠纷，那么就不可能不允许针对法院适用宪法裁判该案的情况上诉或申诉，从而不可能不产生宪法与其他法规范到底哪一个应适用于具体案件之类的争议。然而，无论立法活动如何完善，必然仍会存在法律调整不到的真空。相对而言第一句和第三句更具理论意义。

[14]类似观点参见肖蔚云：《宪法是审判工作的根本法律依据》，载《法学杂志》2002年第3期。如果的确不存在下位法，则二审法院就应该适用宪法，并不会发生选择适用规范的问题。对这类课程的潜在用法、选择的标准以及技能的类型和其有助于发展的意识在某些方面与法律报告存在重大差别。

但如果人们相信一直智识上可靠的观点常常是最有说服力的观点，甚至相信好的辩护包含着理性和非理性说服手段的微妙结合，那么，人们至少对于该异议会有部分答案。证据规则研究值得比证明原则获得更高的优先性或者上诉案件本身是比初审记录更好的教育材料都并非不证自明。后收入作者的论文集《反思证据》（Rethinking Evidence, secon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作为其第二章，本文系根据该版译出。弗兰克或许会被解释成认为投入某一主题的智识能量总数与其实际重要性是相反的。

对于我们已经做了这种观点，我的回答是这仅仅是部分正确的，事实认定还很少像这样以一种系统的、全面的和严格的方式直接进行研究。但现实主义者基本没有做到这一点。

[12]迈克尔的名单令人印象深刻：它包括逻辑学、语法和修辞学、认识论、法庭科学、盖然性的详细探究，法律与事实之间的互相关系，还有证据法的基本概念、规范和政策等方面的经典杰作。由于都是年轻气盛、眼高于顶，他们还不知道即便在法学教育领域也是太阳底下无新事。[2]如果律师的时间有81%花在了一件事上，那么，可以推知法律教育的81%应该致力于这件事上。文献中充满了沿着下列路子的报道：一位戴着大礼帽和燕尾服、左眼带着单片眼镜，右手端着一杯放在银托盘上的香槟、左手拿着一把枪的学生冲进教室，大声叫道：你个下流胚子，我受够你了（‘You bounder, I have got you at last''）。

正如人们可以预期的是，它们都属于一个有关法律过程的相当乐观的理性主义传统，都过分关注法庭，在许多方面都已过时。这种失败的一个原因是理论的失败。他的起点是可采性规则与证明——他将其称之为争议性说服的推理过程——的截然区分。下一个也是持相反意见的异议——是事实认定的系统研究并不是太轻松而是太难。

在彼拉多的嘲笑中又有一个好的先例。为了有效应对，必须直面这一难题并发展出新的融贯性。

事实概念是实证主义者的一种拙劣虚构。核心问题是争议性法律问题。

[15]詹姆斯•密尔编辑了边沁的《司法证据导论》，当出版者为边沁有关贿赂陪审员（也可能是他委婉地对宣誓的亵渎神明的批评）的观点所震惊时，该书的三分之一已经在校对中了，而结果是被推迟了大约三十年才公开出版。我想，这仅仅表明一种局限性，但并未削弱这一工作的有效性和价值。令他们感到惊奇的是，潜在课程的范围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而且，已经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尽管是零散的——文献。它们可以被用来例证一般的理念，但它们多是逸事趣闻而且正因为如此可能几乎被系统地误解了。英国的奥姆罗德法律教育委员会明确将促使（学生）能够处理事实并将抽象概念运用其上所必须的知识训练包含作为第一或者学术阶段的一大目标。它为案由的整体组织，挖掘出未阐明的、常常令人可疑的命题以及描绘所有相关证据间的所有关系提出了一种受训式（disciplined）进路。

[51]另外一个版本是EPF的一些方面被认为非常轻松的选项，比传统的法学课程要更少的智识需求或者刺激。但边沁和威格摩尔（及其他理论家）的遗产提供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基础，从这一基础可以开始发展出作为法律学术广义概念之组成部分的EPF的一个系统理论。

法学教师在将上诉案件用作丰富的、刺激性的和费神的教育材料中相对发达的技能并未扩展到初审记录中。不过，现在他的核心观点已经被广泛承认为正确的了。

如果只有规则研究是不够的，那么，怎么才算够呢？危险在于没有什么能被排除出去，一切都是相关的。[43]假定这些思考中有许多质量颇高并且许多个人课程取得了自认的成功的话，那么为什么EPF还未在法学院中更为牢固地确立？我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将通过首先审视一下那些偶尔被提出来反对扩展EPF研究的观点，然后审视一下那些在法学院知识氛围中可能已经造成忽视法律学术之某一重要维度的其它因素来进行，但不会尝试着去给出一个全面的回答。

它之所以出了三版的原因似乎在于他的出版者小布朗珍视他们与威格莫尔的友谊（出于充分的理由）以及小布朗销售商在那些将该书视为不错的枕边书的实务者们发现了一个适中的市场。[58]完全成熟的法学家承认困难并继续工作。讲授有关事实处理和类似课程的大量压力来自于一些律师和法官，他们具有代表性地——但绝非普遍地——表达了对确保在即时可用的技巧方面的最低能力的需求。像库克（Cook）和摩尔（Moore）这样的科学家则低估了他们为自己所设定的任务的艰巨性。

最后，年龄最大的那位成员开口说话了。因为理论化的一个主要功能便是提供融贯性—将联系描绘出来并发展出一个系统的、内在一致的整体看法。

因此，这种观点提出，法学院不应该披上通识教育的外衣，而应该将他们自己限制在法律上。威格莫尔的方法为分析争议性事实问题的一种系统性进路奠定了基础。

首先，这样一个理论需要在独立于其教育意蕴的情况下来构思[62]——因为过份关注日常现实和学术生活的限制将对理论建构产生一种扭曲的影响。魏因斯坦还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将事实认定的学习与其它实体和程序问题的学习分离到多大程度是明智的？他的答案是清楚的：它应该分布贯穿于整个课程表中，这样学生便可以开始以一位律师可能的多种不同方式来考虑一个案件。

它将有助于使学生意识到此类关系、逻辑跳跃的多种可能性以及当涉及大量证据时荒谬推理的复杂性。[61]威格摩尔的证明理论尽管关注点更为狭窄一些，但却将逻辑学研究和法庭心理学和法庭科学与证据规范结合在一起。这位院长开启了议程：大伙们，他说：现在只有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样的全新的、创造性的、革新性的、开创性的事……？他的同事都点头表示赞同。因此，即使在弗兰克之前，已经有许多努力来矫正其所指出的不平衡。

这样一个理论也许有助于提供一种融贯性，这种融贯性恰恰是要取代具有很强持久力的规则中心传统所必须的。开启这些问题，你将万劫不复。

法学院只应该教授法律。最初的练习主要根据这种方法分析不同类型的证据例子，在这一过程中，威格莫尔引入了相当数量的心理学和科学材料。

在我的印象中，学生对威格莫尔练习的反应是许多学生或者因为苦熬而叫苦连天或者为他们的具体案件所困扰，但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因为经历这一过程并且从中获益良多而深感欢欣。在一个合理而又有序的世界中，人们可能期望教育上发展的自然顺序是：首先，一些初步的理论化。